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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就农民工问题专访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邓鸿勋

　　编者按：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农民进城打工热潮，是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应运而生的一股强大的潮流，亿万农民离开日渐局促的土地向城市尤其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转移，靠自己的双手自谋职业，到异乡开启一片崭新的天地，从而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民工潮”。

　　当时的“民工潮”，体制上无章可循，思想和行为上似乎离经叛道，有悖于中国千百年来安土重迁的古训，一时曾经被视为异端，“盲流”之说不但见诸人口，而且出现于报章。

　　二十年过去了，历史的脉络已日渐清晰，曾经被视为“盲流”的进城打工者早已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农民工。尽管“农民”和“工”看上去不是十分和谐，尽管那些已经换代的“农民工”至今仍然被视为“弱势群体”，但至少，他们已经或者正在进入主流视野，面对汹涌而至的人流，已经没有或者很少再有人以“盲流”视之。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以更加积极和宽容的心态来看待曾经的“盲流”，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农民工”正在成为主流话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对改革和发展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农民工”正在被注入新的含义。

　　存在必然启迪思考。作为一道曾经惨淡现在也不算优美的风景，“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可能的前景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关注这个话题，关乎中国的未来。

　　创建于1989年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是伴随着“民工潮”而组建的一个应该说是松散但却不失权威的机构或曰组织，这个以探索农民转移就业和自主创业为主要工作指向的研究会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关注着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社会认知的“农民工”，在“农民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农民工”的经济和社会意蕴正在被广泛认可的今天，如何引导“农民工”在日渐多元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应有的角色，如何引导民工朝更理性、更健康、更是有特定指向的轨道发展，正在成为一个有话可说而且也不得不说的话题。基于这种认识，本报《新闻视点》记者近日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邓鸿勋进行了专访。

　　记者：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有其成为现实的缘由，“民工潮”形成和不断壮大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邓鸿勋：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我们这个研究会成立之初，真正意义上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所谓“民工潮”尚未真正形成。“民工潮”在中国的出现应该说是必然的，这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在户口、政策、福利待遇等各方面，城市和农村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二元结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有某种合理的成份和积极的意义，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人为的“二元结构”的弊端日益显现，尤其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三农”正在成为发展的主要难题。改革二元体制，实行城乡统筹，可以说是势在必行，走出二元结构，可以说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是国家战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农村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基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可以启迪我们对农民的革命性和首创精神有一个新的认识。应该说，现在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和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并不是源于制度的安排和政策的“强制”，而是出于农民自身的觉悟，首先是有了农民自发的行为，然后才有政策的引导和规范。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释放，农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春天。

　　但是局限性很快出来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而且农民占大部分。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普及，农村在原有的土地上经营，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但问题随之而出现，这就是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正是基于这一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当时中国尚处于短缺经济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卖方市场，只要有东西，就不愁卖不出去，市场需求加之国家的政策支持，乡镇企业很快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如果说家庭承包的联产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上世纪的第一个伟大的创造，那么乡镇企业可以说是农民的第二个同样伟大的创举。

　　乡镇企业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逐渐过渡，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体现在乡镇企业自身的发展上，也体现在乡镇企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上。而且农业本身也在进步，过去一亩地的劳动力现在可以干二亩地甚至三亩地的活儿，品种的改良，农业机械的普及也使农村劳动力更加富余，加之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所有这一切，使得原来的土地上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就成了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记者：现在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就是农民工的形成，有何积极的意义？

　　邓鸿勋：前面已经说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民的两大创造，大规模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可以说是农民的又一个革命性的行为。应该指出，农民进城不仅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且也是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大量的农民带着一身泥巴走出田野，离开庄户走向大小不等的城市，他们不仅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很快成了城市建设的一支生力军。看看一天一个样的城市，从机声轰鸣的厂房到热火朝天的工地，哪里没有农民工的身影？据统计，现在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全国有1.2亿，说流动，是指有的人回家了，又有新人进城了，他们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儿，而且所得到的报酬又低的可怜。他们常常被提起，又很容易被人忘记，他们是农民，也是城市的“工”，他们是农村经济中最活跃的成份，也是城市发展中最直观的力量，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不能忽视他们。关注他们的存在，关心他们的发展，是社会的责任。

　　记者：有媒体报道，农民工工作的建筑工地附近经常会出现所谓的“民工夜市”，里面的东西有很多是城里人不屑一顾的。比如说，一件衬衫只卖5块钱，而且很多城市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有农民工的影子，请问应当怎样看待这样的问题？

　　邓鸿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件衬衫多少钱，而在于这样的“民工夜市”为什么能够存在，这里就有一个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工的报酬问题。为什么他们要去买5块钱一件的衬衫，因为这是他们消费水平的真实体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农民工的报酬却还是二十年一贯制，每个月几百块钱，报上说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我看不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少了，而是那里的报酬太低了，长三角好像就没有现出所谓的“民工荒”，那是因为那里的用工者提高了农民工的报酬，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法则。

　　二元结构的管理体制所产生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农村教育与城市相比在资源分配、管理模式、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导致了农民素质普遍偏低，反映在农民工身上也就不怎么奇怪了。不可否认，现在的农民工存在素质不高的问题，但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所说的素质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职业技能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性。目前，国家正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我们研究会也正在江西、贵州、云南等省搞了试点，力求探索出一条农民工培训的新路子，而且，全国各地正在认识到对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性，正在根据本地区的基本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应当指出的是，对农民工的培训必须坚持培训与就业相结合的方针，努力实践为就业服务的培训宗旨，不断增强培训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总结各地对农民工培训的基本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循着为就业服务这一根本任务开展培训。此外，培训必须坚持社会化、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运用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培训就业率，更好地促进培训与就业的结合，有效地利用培训资源，真正提高培训的效果。培训的市场化要求培训必须遵循市场规律，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大程度地调动各种培训手段，分配各种培训资源，从而构筑“大培训”的格局。

　　记者：“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民工潮”作为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特定现象，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都产生了并且正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那么，往前看，“农民工”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种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风景总不会永远就这么存在吧？

　　邓鸿勋：我国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这就注定了农民工这个话题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还要说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就一定以目前的这种状态流动。就农民工进城而言，仅仅靠城市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是不够的，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自主创业，从本质上完成农民工身份的转变应该是一个方向。当然，创业还应该包括回乡创业。据统计，目前在所有的农民工中，大约有4％－5％的人打工之后自己创业，涉及很多行业，从打工仔到老板，从受雇于人到吸纳就业者，这个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现在的农民工大多集中在运输、制造、加工、建筑等行业，应该鼓励农民工向第三产业转移，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更大。还有一些农民在城里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术，回乡创业，兴办了很有规模的依托农业的现代化龙头企业。这种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历史性转变，对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还应该看到，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起来自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创业，当然还应该有其他的途径。毕竟，一亿多人就这么流动着，如果引导不当，存在的隐患是不容低估的。我们所说的其他途径，包括分流，包括推进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包括从政策上甚至是体制上对农民工的身份重新定位等等，通过一系列措施，逐渐使人们曾经谈之色变的民工潮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当前，在农民工问题上要做的事很多，有些是刻不容缓的，比如，尽快解决农民工的超低劳动报酬问题，比如防止农民工被边缘化问题，比如从根本上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比如有效解决农民工子女入托、入学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齐心协力，在这方面，我们研究会以前做了不少很扎实的工作，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加强。

　　最后我要说的是，农民工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方面，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一系列政策，有关部门也采取的相应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的逐步到位，将有助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我相信，曾经有着痛苦和辛酸，也有着光荣和梦想的农民工一定能够成为一支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生力军。

　　邓鸿勋简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现任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

（转自中国贸易新闻网/记者崔皓燃）

更新日期:200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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