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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教授在2005年“中国平安金融论坛”的演讲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导华民教授在2005年中国平安金融论坛——“金融业的民族品牌及自主创新”主题论坛暨“中国平安精英大学生励志计划” 颁奖典礼演讲实录。

　　在这个题目下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看一些数据，不看数据我们没办法对问题做出判断和分析。首先是关于投资，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和去年同比都是下降的，每个月递增是因为它是累计的，05年和04年同比大家可以看到是下降的，到9月份，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去年同比是26.1%，但是大家知道在宏观调控以前是40%以上，所以投资增长的幅度还是减得非常厉害的。

　　这两个图表给我们一些信息，一个信息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迅速下降，而且幅度很大，从45%下降到25%左右，要下降接近20个百分点，但是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它在全球投资当中的相对比重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结构没有变化。我下面分析就会发现这是中国真正问题所在，也就是政府目前没有退出市场经济活动，导致了我们现在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的问题。

　　第二，再来看工业产出，从04年开始宏观调控，到年底的时候有一个清仓的过程，但是过了一月份以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一直是下降的。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外商和国有企业在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仍然是保持相对不变的。到10恩月份，工业增加值大概是16.1%，绿色的那条线是国有企业，上面那条蓝色的线是外商，中间那条是平均线。在这些统计数据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工业产出增加，同比下降了5个百分点，但是国有企业和外商之间的差距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所有制结构没有变化，民营经济仍然缺乏成长空间，就是说国有企业不退出，民营企业将没有成长空间。

　　第三，我们来看农业，面临新的危机。这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从05年前两季度开始，农产品价格下跌，到三季度跌了15个百分点。我们往前翻一翻可以发现，02年开始农产品价格指数是上升的，但是我们现在采取的补贴农业税政策，这个做法反而导致价格指数下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税减少了，价格反而下降了，农民因为减税的好处很快就会被粮价下跌所冲销，实际上农民收入没有增加。从2002年开始上涨的农产品在本届政府的调控下开始迅速下降，农产品的这种下降趋势表明现行的农业合农村政策是有问题的。所有的事实告诉我们三农问题不可能通过再分配和补贴的方法来解决，粮价这么大的下降幅度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提高农民收入的努力都是有问题的。

　　第四，社会总需求，也是统计数据，这是1月到8月份的，这是去年12月份以后开始到10月份的，10月份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12.8%，超过了GDP，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我们看这条红线，我给出这条红线有一点像U字型，曲率非常平坦，我的这两个统计数据给出我们的信息，一个是作为社会总需求的投资下降了，但是作为社会总需求的居民消费开始出现斜率非常平等的曲率比较小的U型走势，这种变化可能与房价有关系。我个人的观点认为房价和需求是相互替代的，是负相关的，房价降了需求下降了，对日常消费品房价上涨是产生抵触效应的。这里边可以看到的第三个信息是结构性问题非常严重，在刚刚看到两幅图里面大家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了，最短的是农村消费，中间那段是城市消费，最高的是一共的，大家可以看到农村消费需求在下降，这可能与农民的收入减少有关系。

　　第五，通货趋向于收缩。首先我们看一下货币供应量，流通当中的现金是趋于减少的，我们统一到9月份和10月份来看，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矿产品和工业品价格也持续下降，但是能源价格是上升的，用红色箭头表示的，箭头表示不是说时间顺序，是说价格，价格实际上是不断趋于上升的。总的价格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减轻，只有能源价格在上升。我们看这些统计数据图表就知道了，所有的价格，消费品价格指数一直是往下走的，8月份是这样，9月份也是这样，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统比上涨了0.9%，1个百分点都不到。还有工业品出厂价格也在下降，特别是上游产品的价格，最高一条线上游产品的价格也开始下降了。通过这些统计数据应该告诉我们这些信息，一个是价格指数下降；第二是农村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要大于城市，这可能与农民收入降低有关系；工业品上游产品价格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这说明上游产业，包括能源、原材料、钢铁等等好多产业里面的前期过度投资以及产能过剩开始出现负面效应，当然也与投资有关系，对上游产品的需求开始减少。

　　第六，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开始下降了，回落了3.84%，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一直是下降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曲线拉长一点，大家就可以知道，从02年到了头部以后就开始慢慢往下走。关于房地产给出我们的信息是这样的，从02年一季度出现拐点，预期10月份要出现的金九银十这个房地产部门所说的行情没有出现，从流量角度来看，房地产开盘价格指数开始下降，对于房地产泡沫是好的，但是从存量角度来讲，持续价格下跌有可能会带来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房地产业处在两难中，涨也不行，跌也不行。我们说供求双方保持现在这样一种博弈的均衡是不可能成立的，总有一天要打破这个僵局，所以房地产处在一个非常高的风险当中。

　　第七，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首先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存量结构，这里给出的一个是标准值，与我们收入水平差不多的中等收入国家，一产占GDP的10%，二产30%，三产50%。我们中国的经济结构一产高一点15%，二产更高50%，三产低了33%。中国经济结构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是不太理想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一对比做一个比较严重，大家就会发现问题更严重了，中国的第一产业占总劳动力的49%，大家可以发现，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农村居民没有消费能力。我们看二产，产出占GDP的比重52%，就业只有22%，那就是说二产已经是资本要素密集型，能源资源要素密集型，基本上不能增加就业，现在中国的二产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就业是没有贡献的。三产目前在中国GDP比重当中占的总量比重太低。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三产，就是因为中国还处在内需缺乏的阶段，内需大量表现为服务。还有一点就是市场诚信太差，交易成本太高，市场准入成本太高，以至于企业没办法做分工，没有分工就没有服务，没有中介。大家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经常有工厂生产的最终品向商场的物流，没有中间品的物流，大量的分工产生的中间服务是没有的，这就导致了三产在GDP当中占的总量比重很低，尽管它能够吸收比较多的就业。

　　从流量来看，我们仍然发现我们的经济增长排序还是二三一，二产发展最快，三产其次，一产发展最快。存量结构是二三一排序，流量增量结构仍然是二三一排序，这个结构就很有问题，而这个结构造成最大伤害的是中国的农村，没有就业机构，没有收入来源。农民工进城就会买早点，就有服务需求，农民在家里一定不会买早点，一定是自己种粮做饭，所以没有大量的二产向三产的大量转移，是不会有内需的。

　　对外贸易，1月到9月份累计顺差，1612.8亿美金。我们的出口增长31.3%，进口增长率比去年同比的30%以上下降到16%，进出口的成口进一步扩大，导致了贸易顺差，导致了刚才巴先生所讲的贸易顺差。所以我们在宏观调控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贸易顺差反而扩大了，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和总量没有关系，我们的贸易差额不是因为总量或者是扩张造成的，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且结构性的问题在总量收缩的情况下会变得更严重，投资一收缩内需没有了、就业没有了，形成的产能必须要大量吸收。中国的出口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是我们中国没有内需，所生产的产生必须挤出去。内生的出口增长挡都挡不住，所以要通过汇率价格遏制中国的出口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时候中国没有农民了就没有出口了，中国还是一个有60%的农民的国家，出口一定还是很大的。我们的人民币储备、外汇储备持续增长，除了以前跨国公司的贸易在不断增加贸易顺差，即使人民币升值也改变不了这样的趋势。我写过很多文章，一直主张中国人民币不要管它，没有用，一动就是外汇风险，就是把70%的进出口贸易部门完全暴露在外汇风险之下。

　　第一部分让大家看了一些数据，而且这些数据上我们解读一下能够得到什么信息，把这些问题稍微梳理一下。第二个问题想说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态势，出现这样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而且我认为大部分是结构性的。

　　第一，结构性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很多，我梳理了一下，大致表现在五个方面：国有企业问题，在滥用资产；第二，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三，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东部和西部；第四，产业结构的问题，特别是在十五期间，各个地方都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做；第五，政府职能，政府仍然在大规模地参与剩余消费品的投资和生产，并且进入市场，压抑竞争、到处制造矛盾。下面花比较多的篇幅把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的问题做一描述。

　　首先，大家看微观经济增长结构，中国的微观经济增长结构是三种企业构成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在这三个企业分类里边大家可以看到，能够创造效益的是外资和民营经济，他们是盈利的，不能盈利的肯定倒闭了，市场经济的法则会起作用，没有人会帮助他们，所以只要他们存在一天，他们就能盈利一天。国有企业恰好是相反的，现在国有企业占GDP产出总量30%不到，但是它占用的全社会资金流70%，基本上是两元钱进去一元钱出来，也就是所有金融系统的资金一进国有企业的手坏掉一元钱。去年央企亏损3500亿，摊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200元钱。这就是我们的真正问题所在，然后靠谁来买单呢？谁来谈不这个窟窿呢？就是我们的居民储蓄，就是我们的股民市场投资造成的亏损。两条线，一个是通过消费以后，储蓄投资，通过国有投资变成坏账，通过股票投资变成被套了，另外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劳动者，拿到工资以后，除了消费以外，用于买股票的基本上都是亏损。很多人说国有企业不是也有好的吗，大家去看一看，凡是现在盈利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垄断经营。为什么中央要抓大放小，不能垄断的放掉，能够垄断的抓在手里挣钱。所有国有企业的产品都在涨价，水、电、煤、交通、运输，所有进入市场的商品都在跌价。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金融体系要承担起那么沉重的任务，只要有国有企业在就是完全不了的，今天中国的金融体系就是为中国国营企业提供补贴服务的，离开了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一家国有企业可以活下去。很多国有企业说我盈利了，完全是虚假的，是由垄断造成的。我住在日本的旅馆里面，打国际长途，三分钟免费，利用移动的电话到国外打，欧洲27元收费，俄罗斯70元收费，香港也要3元钱一分钟，这就是在掠夺，所以我说他们不是在盈利，而是在掠夺。他们的领导人没有资格说他们是企业家，他就是政府官员，利用政府赋予他的垄断权来汲取老百姓的财富。全世界手机双向收费的国家至今没有了，只有中国一家。

　　接下来从这个图形再看一下，国有企业滥用资产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先看中间这个蓝色的框，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分成两部分，本期有就业、有收入，下一期没有就业、没有收入，为了让下一期能够平滑，所以在本期的时候就必须一部分用于投资储蓄，一部分用于消费，到了下一期的时候，本期的投资储蓄会带来本金和收入，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资产变现去进行下期消费的开支，但是因为下期和本期有个时间差，所以需要贴现，因此我们在右边这个栏里面有个分母，就是贴现率。在这样一个消费平滑的储蓄和消费的行为方程式里面我们发现，只要我们的本期资产被滥用了，老百姓把钱存到国有银行变成坏账，买了股票被套牢，资产流失并蒸发掉，下一期的资产投资就会蒸发掉。而为了维持下一期的消费平滑就必须降低本期的消费支出。这就是为什么收入水平那么低，老百姓还要储蓄，那就是因为资产被滥用了，他们必须为将来公积金的亏帐，为保险公司的亏损预先买单。现在所有的公积金都已经亏掉了，都是入不敷出的。为什么美国人敢消费？为什么他的储蓄率低，因为他的公司好，他的经营好，他可以把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为生产性的创造未来财富的资本，我们不能，我们做不到，这就是我们的结构性问题，因为我们有坏孩子国有企业，他天天在浪费大家的资产。我们所以我们说国有企业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城乡差距为什么会扩大？这是一个模型，三大产业在GDP里面所占的比重，我们发现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肯定是不断下降的，工业上升，然后保持平稳，最后一直可以导致你经济增长的就是服务行业。前两天在香港开会，香港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90%，而且做的是金融，所以他可以把中环的旅馆全部拿到，全部做办公室，因为它的金融流量增加了，可以把五星级的20层旅馆炸掉，做40层的办公室，这种重置是有价值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服务业没有发展起来，从城乡差距扩大的角度来讲，农业产出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农民人口比重没有下降，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没有并进，农民没有被消灭，因此农民得到的馅饼就越来越少。城乡差距扩大了，这种扩大是没有办法通过补贴来基础的，而我们现在做的恰好是补贴，是通过恩赐，农民问题不可能通过皇恩浩荡来解决，需要的是结构性的变化。

　　东西部差距为什么会扩大？是政策吗？和政策没有关系，是经济规律，只要中国对外改革开放了，外资进来了，贸易发生了，产业层次就一定会集中到运输成本最低的地方，海洋的成本以分计价，铁路的成本以角计价，公路以元计价，也就是公路运输是海洋运输的百倍。这个叫冰山原理，北极的一座冰山飘到赤岛化掉了，这就是运输成本。新疆为什么没有成为生产制造基地，因为它离开海洋过于遥远，4000公里的运输成本使他的所有优势不复存在，所有的冰山生产出来之后运到了内陆都已经化掉了。左边那副图是中国过去没有机会参与国际分工的，那是1979年的事情，中国被边缘化了，美国设计、研发到日本、韩国加工制造，他们起飞了，1979年以后，美国、日本做研发，然后菲律宾、泰国做加工制造，即便如此，我们发现外商投资有50万家进入中国市场从来不越过京广线，用古人的话来讲京广线以西的地区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没有增长空间。东西部差距扩大的原因，方框里面说了是国际贸易壁垒造成的，也就是说有了国际贸易分工海洋就会像万有引力一样，把人口和城市规模地聚居到沿海边上，从而看到了中国东部发达和西部不发达的差距。

　　第四，房地产有没有泡沫不好说，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房地产业的发展造成的后果是非常高的房价和地价。我最近做了统计分析，大家可以看一看，第一轮是人均收入，第二轮是地价，第三轮是收入地价比。纽约是最好的，地价比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判断房价是高还是低的时候关键要以收入为坐标，失去了收入这个标准来判断地价高低有没有泡沫就没有意义了。纽约最好，伦敦不错，东京差一点，汉城更差，上海和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几乎看不到，那就是房价几乎把收入全部吞食掉了，所以就是房价一涨，我们买了房子就没有别的消费能力了。对房地产业必须要加以控制，而且房地产不是贸易产品，它是不可贸易的，而且它还不是一般的不可贸易的商品，它具有主动物品的设施，因为房子底下是基础设施，是当地居民提供的，没有理由卖给外来的炒作者，否则就是本地居民鼓励了外来炒房者。房地产底下有基础设施，有上海人民的血汗钱，有北京人民的血汗钱，有南京人民的血汗钱，凭什么卖给外国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异地推销楼盘的，只有中国人这么做，唯恐房价不涨，唯恐地价不涨，谁得益了？是政府和开发商，我们不要讨论是谁拉动是地价和房价，看谁是得益的就能够看得出问题了，如果是广大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么就有好处了，如果是房地产商得益了、政府得益了，那可能就有问题了。香港地价楼价那么贵，为什么竞争力那么高，因为收入房价比不高，经济活动的流量和房价相比不高，这样就有竞争力，而上海的竞争力一直是往下降的。中国的问题还不在于制造，当中国的制造还没有发展到足够规模，让全体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时候，我们的地价已经高到了让制造业没有生存空间了，这就是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不管是欧洲的德国，还是亚洲的日本，他们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稳定住地价和房价，让制造形成全球竞争力。

　　第五，政府职能变异，导致的后果是公共品、社保、医保、教育政府退出，所有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政府说老百姓自己去买单，然后政府拿着土地投资的现金流政府去投资私人消费品，政府一进去民营企业就被挤出，有效率的挤出了，没有效率的进去，要有效率就要靠垄断，所以这是一个低效率的替代，这个替代是非常低效率的。另一方面，当政府退出了公共品的生产，看病要靠自己，养老要靠自己，孩子教育要付很多学费的时候，老百姓就不得不从消费品市场退出，这是第二个挤出。只要政府去参与市场竞争了，一方面它挤出了有效率的生产者——民营经济，一方面挤出了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让他们拼命地去增加储蓄，以防不测之风云。所以我们说内需的下降是和政府的职能变异高度联系在一起的。到这里我就把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五个我认为比较主要的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做这么一个分析。

　　第二层意思在这里要说，只要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将不可持续。第一，内需会因为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严重不足，农民没有消费能力，49%的农村劳动者在分享15%的GDP，不管你怎么补贴，几百亿农业税的减免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城市消费者也没有能力，因为房价高涨和银行的坏账，使得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纷纷流失，所以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各种不同的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他们的消费能力的下降。

　　第二，我们的经济增长的供给日益呈现出总量膨胀的特征，因为政府不愿意对教育和国家创新体系进行投资。不对教育进行投资就没有人才，你的经济结构就无法升级，不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投资，国家不养科学家，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研发，就没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所以我们现在是第一没有人才，第二没有研发能力。为什么政府不去做这些事呢？因为政府是短期的，教育和科研的投资是跨期的，一个短期的政府不会去做产生跨期收益的投资活动。去看所有政府的工作报告都是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他们乐意一年做十件事，不乐意十年做一件事，所以导致我们的经济增长完全是外伸和外延的，不是现在所说的内生的，就像北京修马路，一环到二环，一直到五环，现在到六环，马上就要到七环了，一修七环修到天津去了，天津人民不干了，就像人民经济的增长，大量的产品要出口，把世界上所有的生产基地全部替代的时候，人家就不让你生长了。第三个问题产生了，外部经济面临壁垒，当我们修路修到七环的时候，世界没有空间了，贸易制裁、人民币升值压力必然就会产生。现在世界市场相对小，中国的制造能力不断膨胀，我们是平面膨胀，不是结构升级，我们没办法进入不同层次的依靠知识、依靠人才的不同层次的市场，我们只能靠摊饼式的平面膨胀式的增长，我们导致资源进口不断增加，资源价格上涨，所以我说中国制造才会面临危机。面临危机背后是什么问题？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所以控制总量只会导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04年我们开始做宏观调控，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这种以数量为主的宏观调控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的宏观调控周期和西方的经济周期完全不一样。这是西方的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它是创新的，一个产业、一个产业，这边是新技术，那边是高技术，它的路径基本上就在高新这个区域里面，要么往高走要么往新走。看看我们的宏观调控，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我们的圆做大了政府说大了就摊回去，将来再大了再摊回去，这就是我们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由创新引起的经济周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一个调控周期，不是一个结构演变的创新周期。既然有这样一个差别，所以我认为是总量调控，而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结构性的，所以总量调控解决不了结构问题，总量调控的结果只会使今天的结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并由此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的计划都是由于经济结构造成的，不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造成的，因为你有结构问题，增长的利益、增长的收益，在中国的各种居民各种分配层次上的收入就不一样了，农民问题解决不了了，农民在增长过程当中没有收入，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有差异，高速增长过程当中东部没有得到更多的收入，于是大家都说这是经济增长过快造成的，这个结论错了。中国有能力高速增长，中国只是需要解决结构问题，有了结构问题我们这种高速增长是可以维持的。我看过很多历史数据，发达工业化国家早期经济起飞的时候增长16个百分点的国家过得很，我们为什么一到9个百分点就出问题，商品结构不对，由于结构不对，一超过9个百分点，有人有增长，有人没有增长，贫富差距马上拉开，社会就不能容忍这种增长，所以我的观点是结构问题解决了，增长还可以持续，还可以高速，结构问题不解决，增长速度一快差距就拉开了，就好比有人坐上磁悬浮了，有人还在骑自行车，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结构变化就是大家都坐上北京到上海的13次列车，只是有人坐的软卧，有的坐的是硬卧，然后激励机制就产生了，但是大家都在一个列车上，这就是背后所隐含的含义。

　　我们需要结构调整和改革，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呢？首先是解决农民问题，中国要解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不是靠补贴，不是靠收入再分配，不是靠取消农业税，靠的是城市化，一定要解决离土不离乡的问题，离土了不种地了，然后进入乡镇工业，导致乡村工业化，以至于农村人口居高不下，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发达国家国家都有一个客观规律，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中国的问题就是工业化没有相应的城市化，把大量的乡村居民留在了农村，既不能提高收入又破坏了环境，而且导致乡镇企业没有竞争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现在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锁定在农村里边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解决体制改革，所有发达国家实现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转型的，一定是把土地变现，带着资金进城，土地给了农民，农民就可以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选择，我适合种地的留下来做农场主，不适合种地的就进城做买卖去。现在在柏林、在里约热内卢、在圣保罗看到的贫民窟都是进城没有地的农民，变成了难免，才有了贫民窟，但是在日本、韩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没有看到贫民窟。就像毛泽东同志在1923年时所讲的，中国的问题在农民，农民的问题在土地，土地的问题不解决农民进不了城。现在是需要政府觉悟了，你是要卖钱批租政府增加收入，还是给一点小钱，把土地变现，免去几百亿农业税没有意义，我们需要解决的是根本，这就是政府觉悟，现在不是农民的觉悟了。

　　国有企业问题怎么解决？1995年一份世界银行调查报告已经说过，吴敬琏推荐一本书也提到这一点，一个国家里面没有什么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必须由政府来解决，只要它是能够竞争的，就应该交给市场。我们搞到现在，我们没有触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所有权的问题。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到香港一上市行为模式马上发生变化，为什么他们不能在中国上市，因为中国市场是一个把所有好孩子变成坏孩子的市场，你要把坏孩子变成好孩子到香港、到纽约上市去。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是补贴的机制，有问题的国有企业进去满盘皆黑，进去了就没有好的。按照我的想法，坏企业到国外上市变成好企业，外国的好公司进来把市场变成好市场，双方相互影响。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企业都进入中国股票市场A股，没有解决问题，这是政府功能定位出现的问题。我们不能再做表面文章了，不能再搞党委领导下的董事长负责制，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为什么现在政府不愿意对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呢？因为由是政府的既得利益，政府的既得利益第一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获得所有权的利润，第二所有国有企业的当事人都可以拿到租金——高额的薪水，我们在好多地方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倒下了一个国有企业领导，倒闭了一家公司。底下老百姓增税容易了，你要做决算，人民代表大会投票，国有企业拿钱不需要任何人投票表决，他是很低的成本，出了问题就让银行买单，出了问题就往股票市场里送，然后再让老百姓来拿钱，所以国有企业不是盈利的工具，而是中国政府拿钱的工具。一定要改，否则的话我们这个资金黑洞堵不死。

　　我们看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一根水管一头高一头低，水平面是一样的，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意思呢？你要经济增长，全国平均化是不可能的，全世界自从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经济增长在地球的任何一个点上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是高度集聚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改变现状，东部的增长水平比较高，西部的增长水平比较低，我们要改变这个状况，把两根水平拉平，毫无意义，东部的增长就是要快于西部的经济增长，因为它有国际贸易的地理优势，但是我们通过什么办法缩小地区差距呢？让人口流动起来，这个物理学现象就告诉我们了，一流动水平就一样了。在发达国家，增长也不过几个点上，而人们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可以得到相近的收入水平，道理就在于要素流动。国际范围内不可能，我们不可能让中国的人均GDP和美国均等，否则的话我们人过去美国就完了，但是在国家内部是可以的，所以政府必须要做这件事，让人口流动起来，靠资本流动是没用的。我们看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在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套利，结果资本流动的结果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只有人口流动了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以东部为强大的发展基地去吸收西部越来越多的人口，通过人口的流动来实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金融体系要改革，要把一个补贴国有企业、补贴政府财政的，为政府财政服务的金融体系为一个独立市场，运作为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体系，要从滥用资产转变为吸收居民资产收益的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不在金融体系本身，而是因为它的微观基础，而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被牢牢绑在了中国国有企业这辆战车上，不改变国有企业体制金融体系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是无法释放的，所以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的改革势如破竹，现在之所以金融体系不改革就是因为国有企业。

　　最后，不管是土地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是金融体系改革，还是人口流动扩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得靠政府，这是市场问题解决不了的，因为这些东西现在都在政府手里。我们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呢？我觉得关键就在于政府了，因此我们25年改革开放到今天，我觉得政府的改革已经成为我们所有各种改革的一个瓶颈，突破了这个瓶颈中国将一马平川地进入全球市场经济迈进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更新日期:200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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